一、引言

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以助力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为核心，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形成了立足中国国情、融合多学科智慧的独特体系。在理论体系上，其开创性地提出“虚拟经济”[1]，系统阐释了虚拟资本、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关联，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方法论上，其突破传统经济学分析范式，将复杂系统科学引入经济研究[2]，构建了涵盖要素协同、制度演化与政策模拟的立体分析框架，揭示经济转轨时期非线性作用机制。成思危经济领域的思想始终强调改革发展的辩证统一，主张通过“渐进式制度创新”平衡改革稳定，以“风险可控的金融开放”衔接国际国内市场，用“科技创新驱动”提升经济质量[3]。作为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奠基人[4]，成思危推动建立了创业投资理论体系，促进了科技与资本的有效融合[5]。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既注重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又强调基层实践的可行性，在国企改革、金融创新、区域发展等领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主张，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彰显了学者型政治家将学术智慧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典范价值。

研究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既要注重研究其思想的方法论，又要注重成思危研究问题的方法论，研究对象的方法论也是研究被研究对象的方法论之一。

方法论的研究既要突出系统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等核心特征，也要沿着跨学科思维与中国经济现实紧密结合的研究路径[6]。首先是“问题导向”的实证研究方法。从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具体矛盾出发，运用系统科学理论与经济学分析工具相融合的复合方法，通过建立“社会情景—对策工具”的分析框架，将复杂经济现象分解为要素、结构和环境的多维度考察，既避免了西方经济学模型过度简化的缺陷，又突破了传统定性研究的经验主义局限。其次是创造性构建了“虚实结合”的方法论体系。在理论层面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揭示经济系统的非线性特征，在实践层面研究宏观政策与微观行为的动态衔接。这种“顶天立地”的研究方法，既保持了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又强化了对策研究的可操作性。最后是方法论始终贯穿“事物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在静态均衡分析中注入动态调整机制，为研究转轨经济的特殊规律提供了方法论创新。这些方法论特质不仅构成了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的学术标识，更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的指导价值

方法论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始终占据基础性地位，其本质是构建认知复杂社会现象的“解码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始终发挥着根本性指导作用，其核心价值在于提供了一套科学解析中国实践的“认知坐标系”。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体，要求学者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立场下，既穿透现象把握本质规律，又在动态发展中理解矛盾转化——这种思维特质在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独特优势。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复杂社会变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智慧，推动学术研究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预设。在经济领域，将所有制分析与生产力发展阶段辩证统一，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框架；在政治学研究中，以阶级分析方法透视全球化时代的治理变革，揭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必然性；在社会学层面，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认识论循环，为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等重大课题提供方法论支撑。尤其在当前技术革命重塑知识生产范式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更显现出强大的解释力——既指导学者运用矛盾分析法把握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挑战，又以系统思维统筹“双碳”目标下的发展转型，更通过历史合力论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逻辑。这种指导价值不仅体现在理论建构层面，更深刻塑造着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始终将人民性作为学术探索的终极尺度，使知识生产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形成深层共振。当代中国学术体系正在此方法论指引下，持续开辟着自主知识创新的理论通途。

（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研究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的重要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框架中，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可以提炼总结为“在改革语境下的创造性实践”[7]。他摒弃了西方经济学“真空实验室”式的假设推演，转而将“实践第一”原则贯穿研究全过程。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困局中，他带领团队深入鞍钢、大庆等重工业基地，从车间承包制的自发探索中提炼出“渐进式制度创新”理论，这种“从田野中生长出的学问”生动诠释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8]。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对矛盾分析法的精妙运用，在虚拟经济研究中，他既警惕金融资本的脱实向虚倾向[9]，又洞察到风险投资对科技创新的催化作用，通过构建“风险—收益”的动态平衡模型，在资本逻辑的“恶”与“善”之间开辟研究制度的缓冲带作用[10]。这种思维范式，与马克思解剖商品二重性的辩证智慧一脉相承。

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框架中，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可以提炼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性”。成思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性的研判，始终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动态视野[11]。他将市场化进程分解为“体制破冰—机制构建—制度定型”的辩证运动，在价格双轨制时期（1978—1992），聚焦于计划与市场的“共生演化”，提出通过体制外增量培育市场基因；在加入WTO后的深化阶段（2001—2012），关注全球化冲击下的制度韧性建设，提出动态外汇储备以应对热钱流动[12]；新时代以来（2012—2015），强调数字经济时代的治理范式重构，主张在数据要素市场化中植入“劳动价值论”的伦理内核[13]。这种分期认知，既非机械的线性进步史观，亦非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而是精准捕捉到生产力跃迁与制度滞后之间的张力运动，为改革哲学注入了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厚度。

（三）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研究的方法论必要性

对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开展方法论研究的本质在于破解中国改革进程中“实践先行—理论滞后”的认知困局。作为兼具系统科学家视野与经济改革参与者双重身份的独特研究者，成思危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具体理论创新，更在于构建了融合复杂科学思维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方法体系——这种跨学科的方法论使其理论能够突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在虚实经济互动、渐进式改革路径等重大问题上形成原创见解。当前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经济学的线性分析框架日益暴露出解释力危机，区块链技术的涌现性、平台经济的网络效应、碳中和转型的系统性，均要求超越新古典主义的研究范畴。成思危采用的“定性定量综合分析法”为此提供了解决钥匙，通过系统思维揭示经济要素的非线性关联，借助管理科学工具实现政策模拟的动态推演，最终回归马克思主义“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论闭环。这种研究路径既能避免实证主义的碎片化局限，又可抵御纯理论推演的空中楼阁风险，为解析“双循环”格局下各类新命题提供了方法工具箱。唯有从方法论维度深入开掘，才能真正激活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的当代生命力，在“中国经验”与“普遍规律”的辩证互动中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特征

（一）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体系

1. 实践第一的认识论原则。实践第一的认识论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支柱，其本质在于揭示人类认识的根本动力源于实践并回归实践。这一原则打破了“理论先行”的形而上学桎梏，强调真理性认知必须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上升过程。在当代中国改革语境下，这一原则展现出强大解释力，从“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思想禁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完善，每一理论突破都以基层实践为源头活水[14]。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更是催生新知的土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轫于小岗村的手印、科创板注册制诞生于资本市场的试错、数字化治理模式脱胎于杭州“城市大脑”的先行实验。这种认识论要求学者摒弃书斋式的抽象推演，深入经济社会的“毛细血管”观察矛盾运动，使理论研究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当前面对技术革命与文明转型的双重挑战，唯有坚持实践第一原则，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范式[15]。
2. 矛盾分析法。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工具，其精髓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源自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这一方法论要求穿透表象把握矛盾的特殊性，既要识别主要矛盾规定事物本质的支配作用，又需关注次要矛盾的转化可能——正如改革开放中“效率与公平”这对矛盾在不同阶段的主次易位所展现的历史辩证法。在当代实践中，矛盾分析展现出强大的现实解释力，构建新发展格局需统筹“内循环自主性与外循环开放性”的辩证关系，碳中和目标倒逼“发展权与生态权”的动态平衡，数字技术革命引发“创新红利与数字鸿沟”的新型张力。该方法论的价值更在于提供解决方案的思维路径，通过分析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条件，在“政府—市场”的协同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本扩张与社会效益”的博弈中健全监管框架。这种思维范式既避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陷阱，又超越简单折衷的庸俗调和，成为解码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锁钥[16]。
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路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路径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基石，其本质在于通过历史实践的逻辑重构，揭示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方法论既反对脱离历史情境的抽象推演，也警惕碎片化史实的简单堆砌，而是强调在历史动态中提炼本质性逻辑，在逻辑框架内还原历史复杂性。中国改革开放的学术阐释恰是这一范式的典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既遵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的历史轨迹，又通过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等逻辑范畴的再建构，揭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在当代研究中，这一路径展现出强大生命力——解码数字技术革命，既需追溯历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制度互动，又要抽象出创新扩散的普遍逻辑；分析共同富裕实践，既要梳理扶贫政策的历史演进，又需构建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当前全球秩序重构的背景下，唯有坚持历史纵深与逻辑严谨的双向互证，才能穿透“西方中心论”的遮蔽，在文明比较中提炼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实现经验叙事与理论建构的辩证统一[17]。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是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理论工具，其本质在于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透镜，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与内在矛盾运动。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根本力量，在于穿透市场交换的表象，直指生产关系的本质。这种研究方法拒绝将价格波动、工资水平等经济现象视为自然秩序，而是将其还原为特定社会形态下的权力关系具象化表达——正如马克思从商品经济中剥离出剩余价值的密码，从自由贸易的华丽外衣下揭露阶级剥削的隐秘通道。在当代语境中，批判范式持续释放着理论解释力，当数字平台以“技术中性”包装算法控制权时，它揭示出数据殖民的新型劳动异化；当金融衍生品以风险分散之名扩张时，它追踪到虚拟资本对实体经济的虹吸效应。这种研究深度不仅体现为对资本逻辑的解剖，更在于发现内在矛盾的解放潜能——从共享经济中识别协作本性的可能，在绿色转型中捕捉超越增长主义的文明契机。这种思维利器使学术研究超越政策解释学的层次，真正成为社会变革的理论先导[18]。

四、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的方法论

（一）实践导向的研究特征

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的实践导向特征，集中体现在“问题驱动—理论建构—政策转化”的研究闭环中。他始终以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现实矛盾为研究起点[19]，从国企改革的产权困境催生制度创新理论，到亚洲金融危机倒逼虚拟经济分析框架的构建，其学术探索深度嵌入国家发展需求。倡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建议权”，倡导管理科学的“案例实证法”，将复杂性系统建模应用于宏观政策模拟，使理论成果直接转化为创业板设立、风险投资制度设计等改革实践。这种“顶天立地”的研究特质，既避免了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化倾向，又超越了经验主义的碎片化局限，为当前应对数字金融风险、产业升级阵痛等新挑战提供了方法论镜鉴。

1. 管理科学与经济改革实践的结合。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的独创性，在于将管理科学的精密工具注入经济改革的复杂实践，构建了“系统思维—动态建模—政策实验”的方法论链条。他打破学科壁垒，将化工系统工程中的流程优化理念转化为经济制度设计的可操作框架，运用复杂系统理论解析国企改革的路径依赖，以多目标决策模型权衡开放与风险管控的辩证关系，通过管理学的案例实证法提炼渐进式改革的“阈值”效应[20]。这种跨学科思想在虚拟经济研究中尤为凸显——借鉴控制论构建金融危机预警模型，引入运筹学分析优化资本配置效率，最终形成“理论建构—政策模拟—试点反馈”的闭环机制。其管理科学背景不仅提供了风险投资的价值链拆解技术等量化分析工具，更培养了全局性战略视野，从科创板制度设计的期权式激励结构，到政府引导基金的杠杆效应测算，始终以管理科学的“可操作性”校准经济理论的现实穿透力，使学术智慧转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制度成果[21]。这种独特的知识生产模式，为破解改革深水区的复杂系统难题提供了方法论范式。
2. “问题导向→理论建构→政策建议”研究路径。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研究的核心范式，在于构建了“问题导向→理论建构→政策建议”的三阶跃迁路径，实现了学术探索与国家战略的深度契合。其研究始终以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痛点问题为起点，亚洲金融危机暴露的金融脆弱性催生虚拟经济理论，科技转化梗阻触发风险投资体系设计，国企改革困局导向制度创新的复杂系统分析[22]。在理论建构阶段，他创造性嫁接系统科学与管理学工具，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运用系统科学方法，如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辅之以微分方程和形式逻辑的理论工具，共同形成复杂科学视角下的政策建议[23]，政策建议具有鲜明的工程思维特征，创业板制度设计借鉴技术成熟度曲线把控上市节奏，政府引导基金采用风险对冲来优化杠杆效应，金融监管框架引入控制论的正负反馈调节机制[24]。这种研究路径既规避了西方理论的“削足适履”风险，又超越了经验主义的短视局限，在浦东开发中的金融创新试验、股权分置改革的渐进方案中得以实证。其价值更在于形成方法论模板——当前破解“卡脖子”技术攻关与碳中和转型等新命题，仍需延续这种“顶天立地”的研究范式，让学术智慧始终扎根中国改革大地。

（二）系统辩证思维的应用

成思危研究中的方法论应注重系统辩证思维，具体体现为以复杂性科学融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形成“整体涌现性—局部矛盾性—动态演化性”的认知框架。他将经济系统视为耗散结构，既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立统一[25]，又把握渐进式改革中“破”与“立”的辩证转化，借用顾基发和朱志昌两位学者提出的WSR（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统筹制度设计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这种思维在风险投资理论中尤为显著，既强调资本逐利性驱动创新，又构建政府引导的“风险—收益”平衡机制，最终实现科技、资本、产业的协同演化，彰显了系统思维驾驭复杂性的理论穿透力[26]。

1. 复杂科学管理理论中的整体观。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中的复杂科学管理整体观，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还原论局限，将经济系统视为具有非线性、动态性和自组织特征的复杂巨系统[27]。这种整体观体现为三个层面：在认知维度上，强调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与信用经济的协同演化，揭示金融创新、产业升级与制度变迁的相互耦合[28]；在方法论层面，提出“定性定量综合集成法”，将专家经验、数据建模与政策模拟有机结合，运用多主体仿真技术预演改革政策的级联效应；在实践路径上，主张“整体设计—局部试验—动态调适”的改革逻辑，典型体现在创业板制度设计中平衡市场活力与风险管控[29]。其整体观更注重层次间的涌现性，微观主体的异质性互动催生中观市场结构的变化，他认为风险投资者的决策差异会带来科技产业集群的形成，最终塑造宏观经济制度的适应性演进[30]。这种思维在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平台垄断、跨境资本流动等新型复杂性挑战时，展现出超越局部均衡分析的理论优势，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系统化解题框架。
2. 经济系统动态平衡思想。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中的动态平衡观，以复杂系统理论重构了传统均衡分析，将经济系统的稳定性理解为“非均衡中的适应性调整”。他突破静态均衡的机械论假设，将经济系统视为具有耗散结构特征的开放体系，通过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维持结构弹性[31]，借助制度创新的“负熵流”抵消改革摩擦的增熵效应。这种平衡机制强调三个维度：在时间轴上，把握渐进式改革“量变积累”与“质变突破”的节奏，提出股权分置改革的阶段性推进思考；在空间维度，构建多层次市场的风险隔离带，提出如科创板与主板的差异化监管设计；在动力层面，协调市场自组织与政府他组织的互动张力，提出风险投资的筛选机制与产业政策引导相一致。其实践智慧集中体现在危机预警中——通过监测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杠杆率阈值等动态指标，运用控制论中的反馈调节原理，在金融创新与风险管控间建立自适应平衡[32]。这种思想为当前统筹发展和安全、协调数字经济创新与监管提供了理论范式，揭示了复杂经济系统在动态涨落中实现螺旋上升的内在规律[33]。
3. 风险控制中的矛盾转化思想。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的风险控制理论，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矛盾转化观与复杂系统思维的深度融合，揭示了风险管控的本质是驾驭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辩证过程。他突破传统风控的“规避—对冲”范式，主张在动态平衡中实现“风险转化—价值创造”的协同。一方面，识别风险的双重属性——金融创新的泡沫风险蕴含技术进步的潜在动能，市场波动的破坏性催化制度完善的创造性，通过风险投资的分阶段注资机制将技术不确定性转化为创新势能[34]；另一方面，构建矛盾转化的制度通道，认为创业板注册制以信息披露替代行政审批，将“上市风险”转化为市场筛选，政府引导基金通过风险补偿撬动社会资本，将公共财政风险转化为产业升级推力[35]。强调风险层级之间的关系，微观个体的决策偏差在中观层面形成市场自适应机制，他认为非理性投资者是具有价格发现功能的，宏观系统性风险则通过逆周期调节的制度弹性设计来转化。这种思维在防范数字金融“算法黑箱”风险、碳中和转型中的“绿色泡沫”等新挑战中尤为重要，要求政策设计既包容试错空间以释放创新活力，又构建风险转化的“缓冲带”与“分流渠”，在驾驭矛盾运动中实现发展安全的新平衡。

（三）历史唯物主义维度

研究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重在揭示其理论建构与中国改革实践的根源。他始终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现实，将虚拟经济理论锚定于20世纪末金融深化的物质条件，以风险投资机制回应科技转化的生产关系变革需求，并遵循“生产力发展—制度滞后—政策创新”的矛盾运动规律。他提倡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来突破行政审批桎梏，本质是资本要素市场化对传统治理的历史性超越。这种研究路径既彰显理论对实践能动的反作用，又坚持社会存在决定性的根本原则，为解码中国道路的唯物史观逻辑提供了鲜活范本[36]。

1.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性的把握。成思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性的把握，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深刻洞察。他将市场化进程分解为“体制破冰→机制构建→制度定型”的辩证演进序列，在初期阶段（1978—1992），聚焦计划经济桎梏的突破，提出价格双轨制的过渡性安排，以“体制外增量改革”培育市场基因；在深化阶段（1992—2012），着力解决“市场失灵”与“政府越位”并存的矛盾，构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平衡模型，推动风险投资制度创新以激活科技转化动能；在完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系统集成，通过科创板注册制、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促进生产关系与数字经济生产力的适配[37]。其阶段性认知突破了机械的分期论，揭示出“量变积累—质变突破—新量变”的螺旋上升规律，既承认初级阶段市场机制的不完备性，又通过制度设计的“适应性学习”缩短转型阵痛期，更在全球化变局中预判新发展格局的历史方位。这种动态分期观为当前统筹“双循环”战略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彰显了改革哲学中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
2. 制度改革研究中的标准。成思危在制度改革研究中始终坚守生产力标准，将“是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根本尺度。这一标准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但在改革实践中被赋予了动态化、层次化的新内涵。在宏观层面，主张混合所有制改革破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在中观层面，通过风险投资体系等科技创新体制来加速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微观层面，通过股权激励制度等公司治理现代化激活人力资本效能[38]。其理论创新在于基于20世纪末科技转化的体制问题提出“生产关系适应性调试”的概念——制度变革既不能滞后于生产力发展需求，也不应推进激进的金融自由化造成系统失稳。这种标准在国企改革中体现为“渐进式产权明晰化”路径，既避免休克疗法的生产力破坏，又通过现代企业制度培育新动能[39]；在金融领域则表现为“风险管控与市场深化同步”的辩证设计，确保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不脱离实体经济承载力。当前数字经济革命与碳中和转型中，这一标准持续焕发生命力，数据要素市场化需匹配新型产权制度，绿色技术创新呼唤碳交易机制创新，彰显生产力标准作为制度改革“锚点”的价值。
3. 对全球化进程的辩证认知。成思危对全球化的辩证认知，植根于“机遇—风险”的辩证统一框架，既超越盲目乐观的“普世主义”，又拒斥封闭保守的“脱钩论”。他洞察全球化本质是资本逻辑的时空扩张[40]，一方面肯定中国后发优势、全球产业链分工等优势，另一方面揭示其内在矛盾，美元霸权下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剥削性、金融风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传染性[41]。其理论创新在于提出“动态融入论”，主张以外汇管制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对冲系统性风险，通过技术自主突破“依附性发展”的困境，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等规则博弈中重构话语权[42]。这种辩证思维在应对中美战略博弈时尤为关键，既反对技术民族主义的自我设限，又强调核心领域的安全可控；既利用国际资本助力产业升级，又防范热钱冲击的“剪羊毛”风险。其思想遗产为当前构建“双循环”格局提供理论支撑——以国内大市场增强全球化韧性，以制度型开放提升规则影响力，在驾驭“开放—安全”张力中实现发展，彰显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积极主动性。

五、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方法论创新

（一）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批判性吸收

成思危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批判性吸收，体现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取舍。他摒弃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预设，创造性转化其分析工具，借鉴复杂系统理论构建虚拟经济模型，引入管理科学方法设计渐进式改革路径，吸纳金融工程中的工具来优化风险管控的机制。同时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假设，强调转型经济的非稳态特征；扬弃制度经济学的静态分析，注入马克思主义动态矛盾观。这种“方法论剥离—理论重构”的智慧，既突破西方中心论桎梏，又避免闭门造车的理论贫困，最终形成扎根中国改革实践的原创性思想体系[43]。

1. 数量模型与制度分析的结合。成思危研究方法的独创性，在于将数量模型的精确性与制度分析的深刻性熔铸为“刚柔并济”的方法论体系。他在构建虚拟经济研究中系统模型时，同步嵌入制度摩擦系数，提出将行政审批效率、产权保护水平等质性变量转化为可量化的政策弹性参数；在分析渐进式改革时，既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拟政策冲击传导，又通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揭示改革深水区的结构性问题。这种结合体现为三重的辩证关系：工具层面，以复杂网络模型来解释资本流动的技术规律，同时用制度成本函数评估监管问题架构[44]；逻辑层面，模拟预判风险投资的市场波动区间，再以制度互补性理论设计政府引导基金的干预边界；价值层面，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重构分配正义的标准[45]。比如在创业板注册制的设计中，既用生存分析法测算企业上市的最优时间窗口，又以制度变迁理论打破“审核制”的路径锁定，最终实现市场活力与风险管控的制度化均衡[46]。这种研究范式在数字经济监管、碳中和转型等新场景中持续焕发生命力，既避免陷入“数据决定论”的陷阱，又防止制度空转的虚化，为复杂经济系统的制度—技术协同演进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2.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话。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中蕴含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话，本质上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创造性融合。他突破学科壁垒，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产权分析工具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同时以历史唯物主义校准其理论边界。在分析国企改革时，既运用委托—代理模型优化治理结构，又以“公有制主体性”约束制度变迁方向；在产权制度设计中，借鉴不完全契约理论构建混合所有制模型，但强调剩余价值分配的劳动正义原则。这种对话体现为三重理论嫁接：一是以制度变迁理论解释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依赖，揭示改革进程中的既得利益对市场化的阻挡；二是用交易成本概念解释虚拟经济泡沫，但将其锚定于金融衍生品的剥削性流通成本的批判性视角[47]；三是引入契约理论设计风险投资机制，以“新型举国体制”重塑产学研协同的创新生产关系。这种辩证融合既通过注册制降低市场准入交易成本，又以信息披露监管遏制资本无序扩张，最终在“效率—公平”的张力间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第三种可能，为全球转型经济体提供了超越“市场原教旨主义”与“计划崇拜”的理论范式[48]。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例

成思危经济领域思想精髓在于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改革实践的深度结合。他运用矛盾分析法破解渐进式改革的“破立平衡”难题，以劳动价值论重构虚拟经济理论[49]，在风险投资制度设计中贯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原则[50]。通过嫁接系统科学与管理学工具，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又超越经典理论的具体结论，形成解释中国道路的原创范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注入时代生命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1. 改革渐进性研究的辩证思维。成思危的渐进性改革研究深蕴辩证思维核心在于把握“破立平衡”的动态艺术。他摒弃“休克疗法”的断裂式突变，以复杂系统理论重构改革逻辑，将经济转型视为开放耗散结构，主张通过制度创新、技术扩散来逐步抵消旧体制的弊端。这一思维体现出“量变积累”与“质变突破”的节奏把控，分阶段释放流通压力，避免市场剧震。在深圳特区等局部试验田培育新机制，待成熟后评估扩散的效果，同时注重阈值管理，设计外汇管制的弹性区间等政策缓冲带，使改革进程兼具创新容错与风险隔离功能[51]。其理论创新蕴含了改革“能级跃迁”思想，即通过科创板注册制等要素市场化、混合所有制等治理现代化的持续“微创手术”[52]，积累制度资本直至突破转型临界点，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质态升级。这种辩证智慧在应对数字经济监管、碳中和转型等新挑战中持续焕发生命力，为破解“发展—安全”的世纪难题提供了方法论密钥。
2. 金融安全观中的国家主体意识。成思危金融安全观中的国家主体意识集中体现为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守“以我为主、自主可控”的战略定力。他批判金融自由化的“去主权化”迷思，主张将国家金融安全锚定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53]，一方面，通过制度设计维护金融主权，构建外汇储备的动态阈值以抵御国际游资冲击，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技术识别跨境资本流动的关键节点并设置“风险缓冲带”[54]；另一方面，以技术创新强化战略主动，提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等自主可控的金融基础设施，在数字货币竞争中抢占规则制定权[55]。其辩证性在于既反对金融封闭，强调通过制度型开放提升国际金融治理话语权，又警惕依附性风险，要求核心技术实现自主突破[56]。这种主体意识在危机应对中尤为凸显——主张建立金融应急体系，平时以压力测试模拟极端情境，战时运用外汇储备、政策性银行等国家信用工具实施精准干预[57]。当前中美金融博弈背景下，其思想启示在于，金融开放须以制度韧性为基石，市场深化需要与监管能力同步进化，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数字货币国际化等关键领域始终掌握改革时序的主动权，构建兼具活力与抗压性的现代金融治理体系。
3. 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价值论的拓展。成思危在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价值论的拓展，突破了传统物质生产劳动的范畴，构建了“创新劳动—知识资本—价值裂变”的辩证框架[58]。他立足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内核，将科技创新、数据要素、管理智慧等非物质劳动纳入价值源泉，一方面揭示知识劳动的二重性——既创造使用价值，又形成新型价值实体；另一方面提出“复杂劳动乘数效应”，通过风险投资的分阶段注资机制，将科学家个体劳动转化为产业集群的协同价值。其理论创新在于运用系统科学工具量化知识劳动的时空延展性，以网络分析法测算技术扩散的价值，用耗散结构理论解释知识更新的规律，构建“教育—研发—转化”全链条的模型[59]。这种拓展更直面知识经济的深层矛盾，知识共享的边际成本趋零与价值独占的产权诉求之间的张力[60]，催生出“开源生态”与“专利丛林”并存的制度悖论。对此，他主张提出科创板差异化表决权等动态知识产权制度设计[61]，在激励创新与促进扩散间寻求平衡，为数字经济时代重构“劳动—资本—技术”的价值分配正义提供了理论支点。

六、结语

成思危的研究方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其精髓在于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转化为解码中国改革实践的操作性范式。他始终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根本原则，将经济理论研究锚定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现实，如基于20世纪末中国金融深化需求构建虚拟经济分析框架，依据科技转化梗阻的现实矛盾设计风险投资制度；同时坚持“矛盾分析”的辩证思维，在渐进式改革研究中把握“破与立”“风险与机遇”“政府与市场”等对立面的动态转化规律。在方法论创新中，既运用复杂系统理论建模量化经济规律，又以劳动价值论校准模型的价值取向[62]；既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又以生产关系批判视角揭示制度变迁的阶级性维度。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为破解数字经济治理、碳中和转型等新命题提供路径指南，以马克思主义统摄系统科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工具，避免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消解[63]，既从改革实践中提炼原创理论，又以理论创新反哺全球治理知识体系。面对百年变局下的理论创新需求，成思危的方法论自觉启示学界，唯有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与“显微镜”功能，在历史纵深中把握文明演进的必然逻辑，在微观实践中捕捉矛盾运动的鲜活机理，才能构建起穿透西方话语迷雾、直抵中国实践本质的自主知识体系[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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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Methods of Cheng Siwei's Economic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Theory

(The Research Group on Cheng Siwei's Thought)

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Cheng Siwei's economic theory,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s reform practices, which has formed a unique research system by combining Marxist methodology with cross-disciplinary insights. The aim is to explore the methodology for studying his economic thoughts from a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and to reveal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paradigms underlying the core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s of his ideas. Using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ntent analysis, the study examines 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heng breaks through traditional economic frameworks by proposing a "virtual economy" theory. He uses complex systems science to identify the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systems and devises a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integrated"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reveals dynamic laws of factor synergy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 His research paradigm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Western economics, critically absorbs tools lik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drives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It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for analyzing new topics such as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green transition, reflecting the spirit featuring theory-based practice and knowledge serving the nation.

Keywords: Economic Thought, Methodology, Marxism, Reform Practice